今年是文学巨匠曹雪芹逝世240周年。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旅顺博物馆联合举办的“梦影红楼——清·孙温绘全本《红楼梦》画展”，从9月1日至9月22日在北京·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。

  　　

  这是一套鲜为人知的大型绘画作品，美术史及中国连环画史著作上均无记载。

  　　

  对于这个《红楼梦》绘画原作展，红学家看到的是关于红学研究的新的珍贵资料价值，美术史论家看到的是关于晚清绘画的重要研究价值，而文学爱好者们看重的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审美价值，而我，则是把它当作是清代连环画遗存来鉴赏的。我借咏月诗的两句来开头，“天上一轮才捧出，人间万姓仰头看。”想说的是，月亮虽然没有太阳那般炽热耀眼、光焰万丈，但她所倾泻的淡淡清辉，足以动人魂魄。

 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一）

  　　

  凡是《红楼梦》的爱好者、美术史论研究者、广大文学美术爱好者们，大约都不肯放过这个难得的观赏机会，因为那可是清代遗存的珍贵文物啊！作为连环画收藏者，凭直觉，我感到那被称为“用图画描绘《红楼梦》120回内容”的故事画，肯定与现代型连环画有很近的血缘关系。不是有许多研究者都在努力探寻清代连环画吗；现在，这套与连环画血缘很近的清代故事画，已从现身之地上海，落户之处旅顺，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
  　　

  当我的心通通跳着迈上许多级台阶，登上二楼时，早已见一、二十个花篮陈列在展厅门前。入得门来，揭幕剪彩用的主席台仍在。这一切，似乎还在诉说着开幕式那天的热烈盛况！（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老先生曾为每幅图都题了诗，由此可见一斑。）

 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  （二）

  　　

  孙温何许人也？画史未载。在第一百十二回左下角画师自题：“七十三岁老人润斋孙温”。据专家初步考证，孙温系河北丰润人，字润斋，号更阳居士。《红楼梦》全图是由“孙温主要构思绘画，孙小洲部分参与，并由二人合作完成。”“据画面藏款推知此图绘制于同治丁卯（1867年）至光绪癸卯（1903年）之间。”我分析，这套画的创作背景有三种可能：1、自主作画，2、应邀作画，3、奉诏作画。如果是第三种可能，那就与清宫有联系了。人们知道，晚清同治、光绪时期，那位统治中国的慈禧太后，也算是一位《红楼梦》迷。紫禁城中的长春宫里绘有《红楼梦》故事壁画可以作为佐证。我为什么联想到清宫和慈禧太兵器尼？因为眼前230幅之巨的绢本工笔重彩画，在表现技法上十分讲究，也十分娴熟，有着周密严格的法度，精致华丽的风格，健康明朗的情调，明显属于“院体画”风格，这很有可能与清宫如意馆有着某种联系，断非一般民间画师所为；也可能真的是一般民间画师的自主创作，那么，他如此这、痴迷地为《红楼梦》人物写真，七十三岁高龄了仍能作画，可谓是惊天动地而泣鬼神了！

  　　

  孙温手绘的全本《红楼梦》故事画，原貌为“推篷装”，共24册（其中1册空白），有图的23册，每册各有画页10幅，总计230幅。每幅画心横长76.5厘米，重彩。凡230图，包涵了中国画的人物、山水、花鸟等三大画科，每图场面宏大，取古代传统绘画的散点透视、高远构图法。由于题材的原因，亭台楼阁入画，又表现出“界画”的高超画艺。

  　　

  全图以“大观图全景画”为开端，继之绘以青埂峰下渺渺真人与茫茫大土谈论顽石之图，然后从第一回开始正式描绘《红楼梦》故事。画师孙温并不拘于“每一回画两图”的成例，基本上是每回两图，但，视自己的构思而有所破格。有些回目，画图很多，最有意思的是第十七回“大观园试才题对额”这句上联所包含的内容，可能为画师所偏爱，竟一连画了连续13图，专门题为“贾政游大观园景之一”……至“之十三”，内容丰富多彩，连续性极强（当代绘《红楼梦》人物十分精细，而且不厌其人多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如第二十二回，回目上联“听曲文宝玉悟禅机”，所包含的内容是贾府塔台为薛宝钗庆生辰，宝钗向宝玉讲戏台上所演剧目《山门》的曲文之妙。我细细数了一下，画中“观戏者”竟有38人，台上“演戏者”6人，后台“勾脸者”1人，加上厅堂上的屏风画《麻姑献寿》，人物总共多达46人。一图46人，那么，总数为230图的煌煌巨制，该画多少人？要付出画师多少心血？简直令人不可思议！

  　　

  《红楼梦》全图处处体现了画师的巧妙构思，充满艺术魅力。譬如第三十三回“手足耽耽小动唇舌不肖种种大承笞挞”，画面做了二度空间处理，以花卉树木和粉墙屋宇做出巧妙的空间分割：右下角绘的是贾环告宝玉的刁状，左上角则是责政正高举板子“怒笞宝玉”，中间部分穿插画贾母等人赶来相救——三人连续的情节被安排得既自然合理，又巧妙有趣。此类妙手天成的佳构，俯仰皆是。

 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  （三）

  　　

  如果按（中国画）画科来严格分类，此套画作应归类人物画，具体说，属于人物画中的仕女画。我国人物画，自晋、唐、宋、元以来，已经积淀了极其珍贵的艺术传统，佳作如云。明代中期以后，以唐寅、仇英为代表的画家在人物画上更是成就卓然，仕女画独树一帜。到了清代中后期，仕女画再度流行，大抵借经明·仇英而上溯宋人，既有文人画之清雅，又兼有民间或宫延画风之艳谷。这种画风，愈到清晚期愈明显，仕女讲究鹅蛋脸、柳叶眉、樱桃口、鹅颈、削肩、峰腰，给人以纤瘦柔媚之感。褒者谓之“亭亭玉立”，贬者斥之为“病态美”。且不管美术史论家对清代仕女画如何毁誉参半，我们只想说，这种既富有闲情逸致、又颇具颓唐迷惘的画风，对于表现曹雪芹笔下的《红楼梦》表现的正是封建大厦即将倾倒前的颓败景象。

  　　

  清代盛产很多带环境（亭台楼阁）的人物画，多表现贵族仕女的清闲生活，称为“风俗画”也未尝不可；若是以组画形式出现，则具有情节性、连续性了。如陈枚的《月漫清游图册》，绢本设色，共12幅，分别描绘宫庭仕女寻梅赏梅、赏书、吟诗、观画、品古、玩耍等清闲的闺阁生活。笔法精细工丽，人物纤秀典雅，在建筑器皿的描绘上，又明显融入了西洋画的某种光影表现和局部焦点透视技法，开创了中、西合壁之画风。

  　　

  上述带有时尚性的画风，在孙温所绘全本《红楼梦》故事画中表现得很鲜明。例如，贾府开家宴一图，桌上的白纱灯，以写意方式处理，直接描绘的是纱罩之内的火烛，只在周围少量染以退晕的白色，表示白纱罩，使人感到白纱灯被点亮，妙在似与不似之间。另举一例，玫瑰红色地毯的描绘，画师先以主色进行“铺底”，然后再以稍深的玫红用“点画”的技法不厌其烦地“点”出地毯“毛绒绒”的感觉，质感表现甚佳，尽显中西画法结合之妙。

  　　

  关于人物地衣纹用线，我仔细看后，初步认为它基本属于唐·吴道子所创的“吴带描”（即“兰叶描”），勾线用中锋，运笔有提按顿挫，富于变化，具有丝绸面料的柔软质感；而有些地方，又明显使用“折芦描”，由圆笔转为方笔，方中有圆，更有一定的力度和动势，具有十分耐人细细品味的“线韵美”。

  　　

  孙温所绘全本《红楼梦》故事画，似因按连环画渊源作品加以定位，载和中国连环画史。

 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  （四）

  　　

  随着“经济全球化”时代的到来，人们审美价值的取向确实在发生着变化，但这种变化决不可能是在一个方向上的。面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美术“反理性、反人性”颓废风的侵袭，面对“哈日”的某种单调绘画表现形式，人们将会再次认真考虑寻求“百花齐放”的真谛。从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这次“梦影红楼”画展中，我们再一次意识到我们中华民族保护自己“根”文化的重要性。从晋代顾恺之直到清代孙温，我们国家有多么深厚的优秀传统和博大精深的艺术啊！不客气地说，学日本卡通容易，学张光宇连环漫画难，若要学清代画师孙温，恐怕就不是三年五载之功了。据一种前瞻性观点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“回归传统、重新评估传统必将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潮流”，对此，我完全持赞同态度。

  　　

  在艺术欣赏上，不适用“少数服从我数”原则。古典艺术的日渐式微是不可逆转的，但其中有一部分确已成为“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”（马克思语）。马克思从还将那些艺术范本称之为具有“永久魁力”的“经典”。从全为类文化财富积累的角度来说，那些“具有永久魁力”“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”，当然不限于希腊艺术和史诗；自然也包括文艺复兴三杰及其经典之作，列宾和苏里柯夫的批判现实主义杰作，中国的施耐庵和曹雪芹，杨小楼和梅兰芳，顾恺之和孙温；同时也应包括兼有主导文化、精英文化、民间通俗文化色彩的连环画艺术及其大师级人物如：贺友直和刘继卣等等。

  　　

  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美术出版界决策者们，有现任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艺术，应当把这一部分能成为“规范和高不可及范本”的经典作品（如清人孙温绘全本《红楼梦》，以及现当代中国优秀中国优秀连环画）尽可能完好地保存下来，加以珍惜，并使精品传世。

  　　

  我从展会上欣喜地得知，这套稀世珍品正在赶印成画册，即将在近期出版问世，这是足以使人欣慰的。　　

 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  （五）

  　　

  若论不足，此套画作主要缺陷是人物形象缺乏人性化，有千人一面之感，这似乎是院体画的一种通病。在刻画人物形象上，它与当代大师刘旦宅、贺友直、戴敦邦等是无法比拟的。另外的遗憾之处在于人物较小。因为必须照顾亭台楼阁，那么，按照影、人比例关系，人物自然就不能大。远观气势近睹人物，这是不得已的。我们做一种设想，若将它按原貌印成连环画册，可就有问题了。都是全景，没有近影（更没有特写），人物就会景得不突出、不鲜明，对连环画来说这是很致命的。

  　　

  我突发奇想，似乎可以采取“剪裁”的艺术加工办法来处理，即对每一幅图，均做重点情节选择，等于摄影机对画面“推近景”，使画中人物突显出来。这可以称作为割画面，突出人物，化整为零，连续展现。当然，这仅止是一种设想而已，且清人孙温老先生也不会跟今人讨论著作权益（顺便补述一下，此套珍贵文物是上海文物保管委员在1959年7月“无意中”得到的，之后，拨交给旅顺博物馆珍藏。在这之前的民间流传经过已不可考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