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胡若佛，字大空，号谷华，自署十卉庐主。浙江余姚人氏。生于1908年，逝于1980年，享年72岁。其雅擅丹青，无所师从，气灵造化，力振古法，笔意恣肆，超然物外。在创作中融民族绘画精华造诣空邃其中。其仕女画蜚声海内，使人得以神采生动、娟秀独绝、自得天趣、无俗痕之感，时人誉为十洲第二。其山水远追北宋，宗法马夏；晚年合冶南宋，另辟蹊径。其绘画特色可概之为设色尤见妍丽古雅，尽染祖国河山如此多娇。现应《连环画之友》之邀，将父生平简述于读者，望能有助于读者了解父亲，进而了解父亲的画。——胡南洲

  胡若佛生于清光绪34年（公元1908年），浙江余姚坎敦（现划归慈溪县）人，本名国华。10岁时出嗣给叔父，没多久叔父逝世。叔母属于那种热爱文化，并意识到妇女地位、作用的知识分子。她变卖田产，用自家的17间房屋创办了专收女生的义学，自任校长。为了让胡若佛能受到更好的教育，14岁时，其叔母将他送至宁波上中学，16岁那年，叔母病故。

  胡若佛自幼喜爱画画，中学毕业后，只身来上海选择了上海美专学画，后转入新华艺专。几年的学习，使其打下了扎实的西洋画技法的基础。但后由于无人资助，叔父母留下的家产亦所剩无几，故经济上日渐不支，除靠变卖所剩家产之外，靠为白俄老师在法国总会画壁画，以此挣几块大洋贴补生活。最后一学期不得中途轰学，蒙校方赠给毕业文凭，算作和届毕业生。

  1927年，胡若佛考入南京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当上尉宣传员，次年任蔡公时的少校副官，后因自觉不适从政，于1929年辞去公职，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美术编辑部任高级职员，与潘思同、张令涛主编《儿童画报》，此时开始启用胡若佛笔名。在那几年里，其薪金颇丰，生活较安定。

  抗战前夕，商务印书馆停办《儿童画报》，除潘思同留任商务印书馆外，胡若佛与张令涛一起被辞退，从此胡若佛走上了坎坷的道路。他先后经营过照相馆、糖果食品店、儿童读物书店、连环画出版社。因其不善经营，均开业不到一年便相继亏损倒闭。原先工作中的积蓄全为银圆，因币制改编开始启用法币，因此一下子贬值几尺，生活开始窘迫。

  抗战初期，胡若佛进出版地图的世界兴地学社任职了一年，期间，他开始自学中国画，并启用胡也佛笔名，他当时的画室署名为“大空堂”。

  由于抗战，日本人进入中国。因日本人喜好中国画，国画市场着实繁荣了一阵子，胡若佛了卷入了这支绘画队伍。当时，基本上的卖画方式为自己掏钱置办材料，画完裱好后，租场地开展览会出售。当时他主要的绘画内容为山水、花鸟、虫草、人物等，艺术风格着重于“雅俗共赏”之要求。由于当时初涉国画，以临摹为主，缺少创意，故常因卖不出而入不敷出。幸而有一画商汪老板帮忙，长期订购山水画，主要是作中堂之用。所以当时胡若佛几乎是在生产，一天一幅六尺中堂，基本上每天从早晨四点直到晚上十点才完成一幅，其自嘲自己的生活为“鸟叫到鬼叫”。从此，胡若佛的绘画习惯开始形成，若一天不画，浑身上下说不出来的难受。且当时全家的生活全靠这些笔润。由于妻子染上肺痨（当年视为绝症），其医药费、营养费，加之子女的教育费用，这些笔润实在无法难持生活。此时，一贯热爱绘画的胡若佛，感到自己的职业选错了，应该当一名任何时候都饿不死的医生。由此他不准子女再走职业画家的道路，应该当医生，中西医均可。在解决生活不忧的前提下，当个业余画家却也无妨。在这方面，他与其他画家不同，故形成了他的家庭中绘画“只此一代”的局势，没成为“绘画世家”。

  直至抗战胜利前夕，他原本的积蓄几乎用尽，妻子的嫁妆也变卖无几。为了谋求生路，养家糊口，他不得不考虑挣钱的事。当时他对宋代马远的二句诗“……早知不入时人眼，多买胭脂画牡丹……”与明唐寅的诗“……湖中水田人不要，谁为买我画中山……”颇有感触，可见了古代名家也有不尽人意之时。他突然想到，既然山水不行，那应画适合人需要之内容，便改画人物。当时画工笔仕女因费工费时，故投入的人不多，当然内容也得适合买家的需要。胡若佛的山水学的是北宋马远、夏圭的风格，人物是学明代仇十洲，其风格为一笔线条，即“铁线游丝”。

  为画好仕女，他苦练线条，而练习方法则是练各种各样的圆：正圆、椭圆、弧线，要求是一气呵成，均匀有力。也许大师们的成功会有异曲同工之处，达·芬奇画蛋拓簌从所周知，而胡若佛画圆的经历却是鲜为人知，然画蛋和画圆确实造就了西方的油画大师和东方的线描大师。苍天不负有苦心人，胡若佛练就的线条功夫，至今亦是海内一绝。据传，40年代某现为世界级的国画大师来沪，见了胡若佛的仕女图后，对其的线条功夫惊叹不已，且从此不再涉足仕女图。

  近期，香港佳士德拍卖行曾有其“伪作”8幅拍卖，起拍价为150万港币。然胡若佛真迹极少，估计国内最多不超过10幅。

  解放后，连环画兴起，他开始与张令涛合作，创作了大量连环画。主要以胡若佛、胡丁文、胡新、胡杰为笔名。许多连环画相信读者甚熟，如《红楼梦》、《聊斋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杨家将》、《东周列国》、《楚汉之争》、《三国演义》等套书中的选本及《女娲补天》等大量单本连环画。其间也画了不少革命题材的连环画。当时，他白天在灯塔出版社创作现代题材的连环画，以钢笔画为主；业余时间创作古代题材连环画，以毛笔画为主。他将二者相一比较，线条属毛笔更为流畅，后便废弃钢笔作画，专用毛笔勾线。

  1952年，公私合营后，他随社转入新美术图画书店，又随之进入上海人美。1958年，进入朵支轩水印木刻社任构描组长。当时为完成“赶超北京荣宝斋木放慢水印之工作”的需要，接触到大量古画真迹，其中以山水画居多。他深刻地钻研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，进行“古为今用”的追求。从而形成了他“继承前人的艺术遗产，即使中国画有缺点，只能采用以西洋画之长弥补中国画之短，切忌对西洋画生搬硬套来作中国画。否则会造成不中不西、非驴非马的……”的艺术观。

  自此时起，他对自己的绘画要求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。在创作过程中，贯穿着以“眼高手低发展到眼高手不低”的思想。对创作中的一山、一石、一草、一木等均要求细致、一丝不苟对线条要求达到“吴带当风”的境界；在绘制人物时更是要求细腻，如头发楗细密百又保持平衡。那时除每天“鸟叫到鬼叫”的绘画工作外，书法练习也从不停止。他主要临摹的碑贴为宋徽宗之“瘦金体”及唐“怀素自叙帖”，否则他觉得找不到“吴带当风”，“铁丝游丝”的感觉，进入不了自己要求的创作境界。

  退休后，他还是坚持每日作画、练字的习惯。以临石涛的山水为主，且均亲自拓制，为的是子孙中如有可造之材的，能充当教材使用。

  他毕生最欣赏的中国画家为张大千，生平所感则是文学功底不够深厚，自我评价是属于“慢工出细活”之类，急智不够，常为作画后不能即席吟诗赋词，挥毫题于画上而自遣，且认为画与字的功力均未达到自己要求的境界——即“书画双绝”。因而他认为自己只是一“画匠”，算不上“画家”。

  “文革”期间，因原有的家庭资产问题，被定为“地主”成份，属“黑五类”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被落实政策，成份改还为“自由职业者”。此后不久，因患肺癌而手臂颤抖，使许多作品无法亲笔落款，故只留印章为记。不久便驾鹤西游，享年72岁。